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几乎在第二天就会被处死,所以也根本谈不上什么临终忏悔。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死刑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与生命做最后的告别。
在古代俄罗斯,死刑犯在被处决前都要做长时间的忏悔。
处决过程的仪式化,以及执行死刑要遵守的诸多繁文缛节,起源于古罗斯帝国。
当时的处决方式五花八门——从活活烧死到”简单”绞死,不一而足。
例如,按照沙俄1649年《会议法典》的规定,死刑犯必须在临刑前六周内在专门的悔罪场所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
国事犯,例如十二月党人和十月革命前的所谓爆炸犯也有机会进行忏悔,还可以给亲友留下遗书或者要求与亲友会面。临刑前,如果愿意,可以说几句简短的遗言。
二十世纪上半叶:无情处决
如果说沙俄时期对死囚还有临终忏悔和圣餐仪式这样一丝附带条件的仁慈,那么到了苏联时代,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死刑犯往往在宣判后很快就被处死。
所以,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任何死刑犯在临刑前都不可能有机会留下任何遗言,想都不用想。
不过也有例外,有的死刑犯可能会多活好几个月。
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最严重的时候,已被判处死刑的人有三个整天的时间可以提出免罪申诉,不过绝大多数人的愿望都会落空,这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当即审查并迅速驳回了他们的申诉材料,这两位“人民公敌”隔天便被枪决了。
按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5年7月9日命令的规定,某些地区要在死刑犯临刑前对他们进行拍照,以便随后将照片和尸体进行对比。
有一个名叫В.Х. 布鲁诺夫斯基的人,曾经与被判处死刑的社会革命党人一起被关押在布特尔监狱。据他回忆,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 )曾经一连数月用这种方式搜集其他人的黑材料。
类似做法在当时十分普遍,而且结果也都一样——只要被抓,休想活命。
布鲁诺夫斯基实在是幸运:虽然他被定为“人民公敌”,但也不过是从1923年起在莫斯科的好几所监狱坐了三年牢,并没有被处死。他奇迹般地被外国驻苏使馆人员从监狱里救了出来,后来与家人一同逃往西方。
可以祷告,但是必须单独进行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死刑犯可以有更多时间请求宽大处理甚至要求撤销原判。
正如曾经领导过苏联监狱系统阿塞拜疆管理机构的哈立德·马哈茂多维奇·尤努索夫回忆说,他本人也多次执行过死刑(他是少数同意以这种身份向媒体自曝其丑的人之一)。
执行枪决当天,没有人告诉死刑犯他会被带在哪里,但是很多人往往在被押送到行刑室之前就吓死了。
而且,被判死刑的犯人别指望移监,更不可能让他们出来放风,伙食也和和其他犯人别无二致。
据尤努索夫说,那些死刑犯在抵达监狱后就会被带去见监狱长,”主人”有义务通知罪犯,他有权写一份申诉材料,请求宽大处理,然后他的申诉材料会被送交加盟共和国检察院,再由后者呈交上级检察机关。在申诉材料被呈交最高检察院并由其审结之前,这名死刑犯是不会被处决的。
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根据苏联内务部的特别命令,死刑犯要被单独监禁,但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并且得到最高法院院长本人允许,亲属才能探视死刑犯。
凡是提出请求的死刑犯,都有机会进行祷告。但是,据当年临场监督的狱警和检察官回忆,死刑犯大都受过无神论教育,很少有人愿意祷告。像临刑前最后抽一支烟这种微不足道的请求,一般都会被满足。
按照当时的规定,犯人被处决后,其任何个人物品都不能转交给亲属,但如果死刑犯的母亲想要回儿子的照片,监狱管理人员通常是会破例的。
在苏联时代,生病的死刑犯通常是不会被处决的,监狱一般都会为他们治病,并且会定期对他们进行体检,直至把他们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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