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进行的苏联全民公决中，曾有78%的苏联公民赞成保留联盟。尽管如此，分裂苏联的离心力依然非常强。波罗的海三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地方当局相信他们会从苏联解体中获益，因而对主张保留苏联的民意进行了压制。
在苏联解体前10 —15年的时间里，民主化改革造成的意识形态弱化导致苏联发生了一些难以想象的事件，放松新闻检查和鼓吹所谓“公开性”让苏联社会曾经被教条主义掩盖的很多矛盾表面化。
尽管1977年苏联宪法也规定了”各加盟共和国均有权自由退出苏联”，但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因为害怕遭到打击报复，还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讨论这个问题。
言论自由已经使社会大众受到了蛊惑。1988年11月，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宣布，该加盟共和国法律的效力高于苏联法律，此举直接引发了所谓”争取主权游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中，许多讲俄语的人都认为，独立后的经济繁荣能让他们受益，所谓的”人民阵线”这些地方政治势力当时还没有走上民族主义道路。
权力和财产
到了1990年，苏联地方和中央的主要分歧在于权力和财产如何重新分配。地方领导人宣称的”主权”，其实是要求在处置当地资产问题上说了算。
在很多地方，充任政府要职的都是当地人，这些人界限分明，各自为营，使得苏联所实行的联邦制面对分裂倾向或多或少表现得软弱无力。
多数分离主义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苏共党内精英挑起的。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话在苏联从来都不是废话。
尽管托洛茨基很不受欢迎，但很少有人质疑他对内政问题的熟悉程度。早在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就曾提到，苏联的党政干部有可能从社会的一个阶层变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苏联解体让托洛茨基这种假设变成了现实。摆脱中央压力让地方政治精英获得了巨大的权力。
土库曼斯坦的例子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前土共中央第一书记尼亚佐夫1991年之后摇身一变，成了”土库曼斯坦之父”，在现代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在个人崇拜方面与之匹敌。不止中亚地区，其实在整个后苏联地区，从前的苏联下派官员及其亲信都是这副嘴脸。
宗教与文化
实际上意味着苏联寿终正寝的《别洛韦日协议》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想让这些加盟共和国从地球上消失，而是想把它们变成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苏联时代正统的意识形态曾将这些加盟共和国当地固有的文化和宗教斥为”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和”旧时代遗毒”，会扼杀苏联人民创造力。苏联解体后，这些宗教和文化得以复兴。
早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很多地方涌现出了很多本土文化期刊，民族意识也得到了显著提高。甚至在白俄罗斯这个被当地知识分子不无根据地称为”最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1980至1990年代末民族主义势力也开始抬头了。
白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起源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本土派”青年组织的形成，这些青年组织热衷于宣传推广白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白俄罗斯民间传说。
最终，在1990年初，白俄罗斯人民阵线在明斯克召集了约10万名”民族复兴”支持者举行集会。
在其他加盟共和国，此类集会的规模甚至比白俄罗斯还要大。
苏联解体后，各地掀起了_宗教复兴_的热浪，东正教教堂随处可见，传统信仰的拥趸逐年递增。例如，198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共有76个主教区和6800个教区，到了2016年，这一数量分别达到293和3.47万。同时，伊斯兰教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经济
民族和宗教认同的不断提高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民族冲突时有发生。
定居在俄罗斯以外各加盟共和国的使用俄语的居民普遍受到当地排外情绪的影响，这些排外情绪的表现各不相同，有的只是歧视，有的则已经是赤裸裸的安全威胁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国家在国籍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
脱离苏联后，波罗的海三国发展经济的口号喊得很响，如果统计数字可信的话，他们这些口号也不是毫无根据。
迄今为止，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俄罗斯。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从苏联继承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大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同时，波罗的海国家拒绝俄罗斯资本和企业进入该地区，却频频向欧盟示好。目前欧盟国家已经在该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苏联解体后，波罗的海国家仅仅用了六年就遏制住了经济衰退。
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指标也相当不错，与俄罗斯大致相当，其他后苏联地区在这方面则比较落后。
百事、戴姆勒、英美烟草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等跨国公司也因苏联解体受益匪浅，这些跨国公司在后苏联地区找到了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同时也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