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很多书籍和文章对于有关安德罗波夫在斯大林时代后期都做过些什么，大多语焉不详。

其实，这个时期是安德罗波夫政坛生涯的关键时期。今天，苏联史鉴就来跟大家聊聊，安德罗波夫在这一时期都做过些什么。

苏联体制最后的希望

俄罗斯作家列昂尼德·姆莱钦在《尤里·安德罗波夫——苏联体制最后的希望》一书中，用三个词就概括了安德罗波夫的政坛生涯，这三个词就是：

• 共青团
• 苏共
• 克格勃

1936年，年仅22岁的安德罗波夫从技校“调到”雷宾斯克造船厂，担任团委组织委员。从那时起，到去世前，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共青团和苏共系统，只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担任过苏联驻外大使和克格勃主席。

正如姆莱钦书中所写的那样，安德罗波夫“从未真正管理过生产”，不具备在工业、金融和农业领域的实际工作经验。

不过，他非常清楚，撬动国家这台“机器”，需要按下哪些“弹簧”，应该操纵哪些“杠杆”。

姆莱钦认为，安德罗波夫所欠缺的全部知识都是从下属的汇报、报告和讲解中获得的。

同时，正如亚历山大·舍维亚金《尤里·安德罗波夫：改革者还是毁灭者？》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安德罗波夫对于作为个体的人并不是很关心，但他却对工作有着近乎疯狂的热情。

安德罗波夫当年的同事们和他共事不久，就发现他是个少见的“工作狂”。安德罗波夫对待工作热情很高，成效显著，为下属做出了榜样，也给上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伊戈尔·西尼岑在《安德罗波夫的秘密外交》一文中坦言，不只是顶头上司，就连斯大林本人都认为安德罗波夫是一位“有才干的党员”和“有前途的活动家”。  

卡累利阿人的庇护神

安德罗波夫职业生涯中有一件事很少有人知道，他有一位祖父（是不是亲生生的不大清楚）名叫卡尔·弗兰采维奇·弗莱肯施泰因，此人是芬兰人，这种亲属关系对安德罗波夫的职业生涯是有加分效应的。  

此外，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当属苏联国务活动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奥托·库西宁，此人是老资格的芬兰社会民主党人，曾长期担任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940年，安德罗波夫被选为苏联共青团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书记，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在这一职位上一直干到1944年。

1944年至1947年，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彼得罗扎沃茨克市委第二书记，1947年至1951年，任苏共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二书记。  

与安德罗波夫一生中所从事的其他工作一样，他是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青团领导岗位的。  

从《安德罗波夫与卡累利阿》一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安德罗波夫曾经“刻苦学习芬兰语”，了解芬兰风土人情，阅读了很多有关卡累利阿和芬兰的书籍，特别是卡累利阿史诗《卡勒瓦拉》。后来，安德罗波夫在讲话中经常引用这部卡累利阿史诗中的诗句。  

1943年，安德罗波夫曾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出：

对乡土的热爱就意味着了解和欣赏它的史诗、民间舞蹈和歌曲。  

1949年2月，在安德罗波夫的直接参与下，卡累利阿举行了《卡勒瓦拉》第一版出版100周年纪念活动。  

但尤里·安德罗波夫在卡累利阿工作期间的最大功劳当属成功阻止了对土著民族的驱逐。

这一切都始于一场政治纷争。

1944年，有一个问题摆在了斯大林面前，那就是要不要将居住在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卡累利阿人和芬兰人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和伏尔加河沿岸的德意志人一样，驱逐到西伯利亚。  

以时任卡累利阿方面军军委委员什特科夫为首的一些人认为，卡累利阿人既没有打过游击，又没有搞过地下工作，所有卡累利阿人都与芬兰占领军有过合作。  

以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安德罗波夫的顶头上司库普里亚诺夫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卡累利阿有过游击队和抵抗运动，包括卡累利阿人、芬兰人、维普斯人在内的当地各族人民都曾踊跃参加过卡累利阿前线的军事行动，与苏军并肩作战。  

安德罗波夫收集的大量证据都证明了这一点。  

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还接受了广播电台的多次采访，向人们讲述了卡累利阿侦察兵、游击队员和后方工作者的大无畏精神。  

1943年11月，安德罗波夫出版了一本名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卡累利阿-芬兰共青团员》的小册子，书中讲述了卡累利阿人的的许多壮举。  

在好友和著名记者根纳季·菲沙的帮助下，安德罗波夫在苏联广大人民中大力宣传了卡累利阿游击队的英雄主义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作出驱逐卡累利阿人的决定已经不可能了。  

莫希干人的秘密

如今，人们还经常想起，当年27岁的安德罗波夫曾“泡在敌后”。当年他确实没有上过前线，但也为胜利做了很多事情。  

这一时期安德罗波夫做的很多事情，从鲜为人知到广为人知，历史学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尤·瓦西里耶夫在安德罗波夫诞辰100周年之际，发表了系列文章《莫希干人的秘密》，安德罗波夫在被占领的卡累利阿地区创建的地下组织用的正是“莫希干人的秘密”这个不寻常的代号。

在文章中，尤·瓦西里耶夫讲述了卡累利阿人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同时还提供大量统计数据，证明安德罗波夫在战争年代作为共青团组织负责人做了大量工作。

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就有1万多名卡累利阿青年奔赴前线，占当地共青团员总数的三分之一，5000多名共青团员，无论是在前线作战的的还是留守后方的，都获得过奖章和勋章。

同时，5000多名卡累利阿男女响应安德罗波夫的号召，进入卡累利阿各个企业参加劳动。

1944年1月，卡累利阿共有4590名共青团员，到了同年4月，已经达到了5900人，有一千五百名卡累利阿女青年干起了了以前只有男人才干的活。

1943年4月25日，安德罗波夫收到了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对他致以“诚挚问候”，并非没有原因的。

斯大林感谢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青年对军队的支援。在那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卡累利阿共青团员设法筹集了一百多万卢布，用来为前线战士购买武器和制服。正因为如此，在40年代是否驱逐卡累利阿人的问题上，斯大林决定支持卡累利阿人民。

自己的雪橇

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青团是当地唯一一个在战争年代获得过列宁勋章的组织。

在战争年代，从农渔业生产到开办学校和后方防御设施建设，安德罗波夫领导的卡累利阿各行各业共青团员，一直都在努力工作。

安德罗波夫深受当地青年爱戴。也许是因为他从来不对他们耍官威，对他们的某些“不合标准”的做法也比较宽容。

例如，当地一家伐木厂专门为工人自制的滑板车配备了一个停车场，这样一来，青年工人们就能骑着滑板车上下班了。

安德罗波夫非常欣赏优秀干部，非常爱惜人才。据说，战后他曾帮助许多以前的游击队回归社会。

战后卡累利阿地区的排雷工作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当时，安德罗波夫可以调配的可不是什么经验丰富的工兵，而是一些还不大懂事的孩子，他没有直接让他们清除“每走一步都可能踩到的”地雷，而是组织他们接受排雷工兵培训。

后来，就是在这些小孩子当中，培养出了一千名专业人员。在接受了培训之后，这些孩子才开始清除地雷。

有时候，安德罗波夫也会去解决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

例如，在他的提议下，谢基什村的共青团员们开始生产芬兰刀——这种刀对游击队和前线战士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安德罗波夫经常因“坐错雪橇”挨骂，但他也只是以讽刺的态度对待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然后再接着做他最擅长的事情——选拔人才，从同事那里汲取经验，让自己永远充满活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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