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围绕着“大清洗”这一话题所展开的讨论中，情绪化往往超过了理智。

有人说，这场人间惨剧是斯大林一手制造的，有人却说，它更像是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被凭空捏造出来的。

俄罗斯历史学家、俄罗斯历史记忆基金会

总裁亚历山大·久科夫在接受俄罗斯论据与事实网记者采访时，就与“大清洗”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大清洗”其实是数次政治镇压行动的统称

“大清洗”绝非捏造，它就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在苏联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政治镇压行动可以与“大清洗”相提并论，那么，“大清洗”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事实上，只要我们回忆一下苏联从1921年到1953年的历次政治镇压行动，就不难发现，1937年至1938年间爆发的“大清洗”有其特别之处。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苏联就有大约135万人被法外定罪，其中68.1万人被杀，这一数字占了1921年至1953年间所有被杀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无论是在农业集体化时期还是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我们都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多人被判死刑，这无疑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

数十年来，俄罗斯史学界一直对1937-1938年“大清洗”爆发的原因存在争议。

有人认为，这场悲剧完全是斯大林的“偏执狂”性格造成的；有人则认为，“大清洗”其实也有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做准备的因素；还有人认为，“大清洗”是当时的苏联领导层与势力强大的官僚集团斗争的结果，并提到了1937年的选举，认为“大清洗”就是在这次选举的阴影笼罩下发生的。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

将“大清洗”归因于某一具体事件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主要是因为，所谓“大清洗”，其实是几场几乎同时展开并相互影响的政治镇压行动的统称，但这几场政治镇压行动的目的和内在逻辑其实各不相同。

其中第一场政治镇压行动的打击目标是当时苏联地方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所谓“敌人”。这场镇压行动是克里姆林宫与地方势力长期博弈并最终失败而必然导致的血腥冲突。

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苏联领导层发现，克里姆林宫加紧清除敌对分子的想法遭到了地方势力的抵制，并最终确信，敌人和他们的同谋都得到了地方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领导人的庇护。

第二场政治镇压行动其实是一场民粹主义行动，旨在打击那些鱼肉乡里的地方官。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大规模镇压欺辱农民的官员来改善农业集体化后党和国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

第三场政治镇压行动主要针对从前的富农、刑事犯罪分子和各种反苏分子。

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四次政治镇压行动旨在打击所谓国外情报机关帮凶。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内”行动的一部分，对所谓帮凶的镇压更像是一场民族迫害，罪名也往往都是州委或边疆区委书记、州或边疆区内务部门主要领导、州或边疆区检察长组成的“三驾马车”和州或边疆区内务部门主要领导、州或边疆区检察长组成的“两驾马车”定的， 而且这种政治镇压在手段上往往没有什么上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几场政治镇压行动开始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前两场政治镇压行动是公开通过司法机关，即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委员会和军事法庭进行的，第三场和第四场政治镇压行动则是通过“三驾马车”和“两驾马车”这些法院系统之外的机构秘密进行的，也是受害者最多的两场政治镇压行动。

最后两场政治镇压行动的真实目的是清除当时最敌视苏联的那部分人，但在目标的选择上确实显得过于武断。

这些政治镇压行动目标和扩大化原因各不相同，不过都被统称为所谓的“大清洗”。

“大清洗”都有哪些重要的时间节点？

德国历史学家马克·荣格（ Mark Junge ）和罗尔夫·宾纳（ Rolf Binner ）曾经合著了一本书，名为《清洗是如何变“大”的》。

我非常赞同我这两位德国同行的观点，即真正的“大清洗”始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规模镇压行动开始后，即我所说的第三次和第四次政治镇压行动。

事实上，要是“大清洗”没有那两场针对富农和特定民族的政治镇压行动，而只局限于整治党和国家机关上层人物，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得出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结论。然而，不幸的是，政治镇压行动确实被扩大化了。

第三场和第四场政治镇压行动始于1937年7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臭名昭著的关于“打击富农行动”的第00447号内务人民委员部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8年11月17日决定的通过，则标志着“大清洗”的结束。因此，“大清洗”的时间线其实非常清楚。

在斯大林看来，“大清洗”的结果非常糟糕

“大清洗”的结果符合组织者的初衷吗？

我坚信他们当初也不想搞成那个样子。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委员会几乎所有处决名单上都有斯大林的签字。

与他这种极其严格控制对苏联上层人物镇压规模的做法不同， “大规模行动”实际上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地方内务部门干的，要镇压哪些人，都是它们说了算。

第00447号内务人民委员部令原本是规定了政治镇压人数上限的，但是，到了地方，这些规定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地方的坚持下，第00447号内务人民委员部令规定的富农镇压人数上限最终被多次突破。

当然，要说当时已经是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宫，也是不对的，地方上发生的所有大规模政治镇压行动毕竟最初都是奉了上面的指示，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不是失去控制，而是镇压权力下放过度。

在斯大林看来，“大清洗”的结果非常糟糕，后果非常严重。

但是，直到1938年春天，莫斯科才开始“放缓”了这种大规模政治镇压行动。

当时的苏联，哪些人是“大清洗”的最大受害者？

党和国家领导层及东正教神职人员中受压迫的比例最高，在“镇压富农行动”中被枪决的神职人员人数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至于数十年后这个群体中很多人的后代一提起1937-1938年的大规模政治镇压依然惊怖不已。

按民族成分划分出来的波兰人受迫害比例远远超出了其在苏联人口中所占比例。

当然，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富农被处决人数在绝对数量上最多，但这些人只占当时苏联农业人口的一小部分。

现有的“大清洗”受害者人数可靠吗？

当然，这个问题已经搞清楚了。

1937年至1938年，总共有大约155万人遭到逮捕，135人万人被法外定罪，其中68.1万人被处死，其余人则被判处8至10年不等有期徒刑。

大规模政治镇压行动中绝大多数被镇压者都是反对苏联政府的富农、刑事犯和政治犯，以及所谓充当国外谍报机关帮凶犯。苏联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被定罪的总人数约为1937-1938年遭到大规模政治镇压总人数的5％。

与此同时，按照所谓的“斯大林钦定名单” 被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委员会定罪的苏联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干部幸存比例低于被“三驾马车”判决的平民。

总地来说，1937年至1938年期间，总共有大约155万人遭到逮捕，135人万人被法外定罪。

刑事犯罪分子被指定为政治镇压关键目标之一

在“大清洗”时期，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中确实有很多人属于刑事犯罪分子吗？

第00447号内务人民委员部令将刑事犯罪分子指定为大规模行动的关键目标之一。

当然，地方当局是乐意这么干的。

当时，苏联的刑事犯罪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当时的苏联国家领导层允许对罪犯进行法外判决，不但可以把这些人送进劳改营，严重的还可以判处死刑。

根据第00447号内务人民委员部令被定罪人数最多时期是1937年下半年。到了1938年，遭到镇压的人实在太多，以至于莫斯科规定的“上限”一再被突破。

因此，遵照“三驾马车”的指示，州或边疆区内务部门将政治镇压的矛头由先前主要针对刑事犯罪分子转为对准所谓“反苏分子” ，刑事犯罪分子的命运则由普通法院和无权作出死刑判决的所谓“民警三驾马车”来决定。

即便如此，作为“镇压富农行动”的一部分，还是有12.8万名罪犯被法外定罪，其中4.4万人被判处死刑。

“大清洗”确实是在贝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后就结束了吗？

1937-1938年的“大清洗”在1938年11月17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有关逮捕、检察监督和调查的联合决定出台后便基本上停止了，随后由新任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签署命令颁布了决定实施细则。

大规模政治镇压行动停止后，对个人进行逮捕须经检察长批准，并禁止“三驾马车”审理案件，所有在11月17日之前尚未审结的由“三驾马车”调查审理的案件都交由法院审理。“三驾马车”宣判但尚未执行的所有死刑案件都交由法院进行复审，很多被捕但尚未被定罪的人都获释了。

很明显，当局很清楚，大规模政治镇压行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前面我已经说了，在“大清洗”期间，一部分案件是法院系统（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委员会、军事法庭和普通法院）审理的 ，另一部分是庭外系统（ “三驾马车”和“两驾马车” ）审理的。法院审理的主要是涉及党和国家干部案件，由庭外系统定罪多是平民百姓。

在1937年至1938年的政治镇压行动结束后，经常有被判处各种徒刑的上层人物提出申诉，他们的案件都得到了审查，名誉也得到了恢复，但经法院判处死刑和被法外处决的人都没有得到平反。由“三驾马车”作出判决被撤销的比例，阿尔泰边疆区约0.35%，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为2.3%。在我看来，这些数字很有代表性。

“大清洗”的真相已经搞清楚了吗？

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这样说，“大清洗”的真相仍然被湮没在尘封的档案中。

但是，如今，历史学家可以查阅到大量涉及1937-1938年“大清洗”的文件。当然，任何一位研究人员都希望能看到更多的资料，但即使是已经掌握的资料，也足以让世人了解到事情真相了，这些真相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了。

尽管新公布的资料还能让人们了解到更多的细节，不过，现在要做的不应该是抱怨有关“大清洗”的资料太少，而应该是对现有资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